时光流转，一年的耕种已经结束，看着窗外飞舞的雪花，我的心绪不由飘向姜家兄弟，在寒冷的冬日这对亲哥俩是否坐在一起喝茶唠嗑，甚至小酌几杯？
但是，在今年春天他们之间却不是这番情形。
那时惊蛰刚过，东北大地正酝酿着春耕，姜家兄弟的土地之争却在此时爆发了。这起纠纷的根源藏在十几年前。早年病重的母亲一直由弟弟照料，当时母亲和弟弟的三十亩耕地登记在弟弟名下，弟弟拿到了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。后来弟弟外出打工，哥哥接过照顾母亲的重担。
母亲在世时，兄弟俩相处比较融洽和默契：弟弟认可哥哥照顾母亲的辛苦，默许土地由哥哥耕种；哥哥体谅弟弟在外打拼的不易，从未对土地权属提出异议。可是母亲去世后，问题出现了——母亲留下的遗嘱写下“土地归哥哥所有”的内容。
自此，兄弟俩各执一词。哥哥认为，自己不仅长期耕种土地，还陪伴了母亲最后的时光，母亲的遗嘱是给自己的“定心丸”，土地理应归自己；弟弟则坚持，土地早已依法确权在自己名下，当初让哥哥耕种是出于亲情，如今母亲去世，且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即将到期，自己必须收回土地，还要求哥哥给付多年的租金。
经多次协商无果，弟弟一纸诉状将哥哥告到了法院。
彼时正值春耕关键期，耽误一春，荒废一年，法理固然要辩，但春耕抢农时，一刻也拖不起，燃眉之急是要先解决“春耕谁来种”的问题。
我第一时间召集兄弟二人调解，明确提出：“春耕不等人，案子没判之前，先确定谁来耕种，不能误了农时。”一番沟通后，兄弟俩虽仍有隔阂，却都认可“不能误春耕”的道理，暂时达成共识：土地还由哥哥暂时耕种，待确认土地权属后，再商定租金问题。就这样，春耕的难题总算化解了。
耕种的紧急问题虽然解决了，但矛盾的根源仍未触及。此案既是土地权属争议，又裹挟着亲情纠葛，若只凭证据匆匆一判了之，不仅可能激化矛盾，还会让兄弟彻底反目，效果并不好。
为摸清症结，我前往村里实地勘查。踩着田埂上的泥土，我一边查看土地的实际耕种情况，一边联系村委会干部详细了解姜家兄弟的家庭过往、土地承包的来龙去脉。从村干部口中我得知，哥哥照顾母亲的那几年，确实尽心尽力，而弟弟虽在外打工，却也时常回家看望，对母亲的牵挂从未减少。矛盾的核心，其实是“情”与“法”的错位：哥哥认的是“照料母亲的情”和“母亲遗嘱的理”，弟弟守的是“土地确权的法”和“承包期限的急”。找到症结后，我决定采用“背靠背”的疏导方式，用法律化解他们的隔阂，用亲情打开各自的心结。
我先单独与哥哥恳谈。看着他布满老茧的手，我放缓了语气：“姜哥，你照顾母亲的辛苦，这份情比啥都重。但情分是情分，法律规定不能违反，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是国家认可的权属凭证，没证占着地，真要判下来，你不仅要还地，可能还要给钱。”我指着桌上的遗嘱继续说：“母亲的遗嘱是一片心意，但土地确权有明确的法律程序，遗嘱不能直接改变已确权的事实。要是你对承包证有异议，可以走正规程序申请复核，这才是合法的路子。老母亲要是泉下有知，愿意看你们亲兄弟为了地撕破脸吗？亲情要是没了，要地又有啥意思？”
随后，我又单独找弟弟沟通，帮他细细摊开“经济账”与“亲情债”。“姜老弟，承包证是你的合法凭证没错，但咱得算几笔经济账：承包证的程序还需核查，打官司要交诉讼费，你来回跑还耽误打工，这些钱加起来，比你要的租金还多。再算算亲情账：你和哥哥兄弟一场，为了三十亩地闹到法庭，以后逢年过节还能坐在一起吃饭？”我接着说：“我知道现在第二轮承包期快到了，你心里着急，但是真要调整也得按规定来。你哥照顾母亲这几年不容易，咱不能因为着急，就丢了亲情啊。亲情要是没了，要地又有啥意思？”
经过反复沟通，哥哥先松了口。
“法官，我不是不讲理，就是觉得照顾母亲这么多年，心里有点委屈。但你说得对，亲情不能丢，我愿意给弟弟租金，也愿意配合以后的土地调整。”
弟弟也红了眼眶：“我们是亲兄弟，其实我也不是非要逼我哥，就是担心承包期到了没地种。之前是我太急，没多体谅我哥的难处。土地确权承包流程咱一起跑，有啥不清楚的咱问相关部门，按规矩办事心里踏实。”
趁热打铁，我积极促成双方达成调解。哥哥当场一次性支付弟弟土地承租费3000元；弟弟撤回起诉。事情了结了，兄弟俩相视一笑。
后来经过回访得知，姜家兄弟已冰释前嫌，哥哥如约将土地交还弟弟耕种，至于土地确权的后续事宜，兄弟二人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，依法依规配合走完相关流程，目前正等待办理结果。
人间烟火气，难舍兄弟情。农村涉及家庭的纠纷，往往交织着法与情、情与利的碰撞权衡。化解此类矛盾，要找准“法”与“情”之间的平衡点——以法律为基准厘清权属、明确边界，用亲情为纽带唤醒共鸣、消融隔阂。多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换位思考，既算清“法律账”“经济账”，更算透“亲情账”“人心账”，才能真正解开当事人的心结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，让公平正义在乡土间落地生根，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和睦安宁与乡村的和谐稳定。
